杨宇振：现代城市的差异与治理——日常生活中“以人为中心”的空间策略

导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编撰了《治理·规划II》一书，阐述了对治理、空间治理、规划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怎么治理、怎么规划和怎么更好规划的学术思考。中国城市规划（微信号：planning_org）特推出“治理规划”专栏，节选书中精彩篇章与读者分享。

本文字数：9852字

阅读时间：30分钟

 

作者 | 杨宇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现代城市”指向一种与前工业化时期城市不同的状态。它内含有一种明确的肯定性，即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比以前更加紧密；城市不再是地方内生性为主的产物，外部性力量作用逐渐增加。戈登·柴尔德谈到的定义两河流域城市出现条件之一的“远距离贸易”（Long Distance Trade）日渐成为支配城市生产与再生产的因素。或者说，城市的生产不再扎根于地方，不再扎根于它曾经的一定范围内的腹地，而是加速进入区域和全球的经济网络，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节点状态取决于网络中复杂关联的动态变化，不是其自身能够抵抗的。于是与全球经济网络关联的强度成为定义现代城市的关键性要素。或者说，基于金融、知识与技术、交通、信息、劳动力、商品、符号等的流动性构成现代城市的本质属性—— 它要逐渐产生出一种与之前城市形态完全不同的新类型“城市”（也可以不用这个常规名词，可以用如威廉·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中提出的“软城市”、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空间”等），却仍然要依托于物质的、可感性经验的地方城市。这是一个加速渐变的过程，却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个地方与空间之间辩证矛盾激发和互动的过程。1970 年，亨利·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构想了这样的一个都市的质变过程，提出需要新的理论（Meets Theoretical Need）和方法论来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中的都市现象，以免成为理论上的盲人，进而不能找到有效改变现实的实践策略。近三十年后，曼纽尔·卡斯特谈到：“我们的社会是围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以及影像、声音和象征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流动还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和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进而和过去城市很大程度上的不同， 现代城市——或者更准确的是“当代城市”（列斐伏尔提出概念里的“都市”）之间的差别是流动性的规模、种类、速度构成的总体性差别。现代城市的治理，本质上是处理流动性与城市社会、城市中人的复杂关系——但它需要在“城市—国家” 的政治和行政结构中实践。

#1

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辩证矛盾

国家治理的空间范围、问题和策略都与城市治理不同 。国家治理的危机与城市治理危机有着辩证关系，（大）城市治理危机既是国家治理危机的主要原因又是主要结果。受制于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治理需要在增减国际流动性之间快速做出调整（通过金融、货币、财政、税收以及空间规划等工具），立刻对治域内的城市流动性造成影响，形成可能的危机。促进和加速国家内部（区域、城市、城乡之间）的流动性（甚至直接成为流动性生产的主体而不是监管者），始终是国家治理的必要和根本内容之一。它的困境在于，如何在加大流动性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免削弱或失去权力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现代城市治理内嵌有国家为应对危机治理的总体需要，却由于多种类型（流动性强弱差异） 城市的存在，不同类型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策略。盲目模仿、复制不同等级、类型城市的策略看似理性（以追求先进的名义），却是高度不理性（不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策略）和导致可能的荒唐。它必须遵从国家治理的一般性的要求（以法律、政策和指令的方式体现，通过科层制的组织管理体系传递），同时却又要处理自身的特殊性状况。作为治理工具之一的规划，必须回应于国家、区域、城市和城乡等多层级的发展问题与危机；因此规划具有层级性的差异和应对不同范畴空间对象的策略差异，没有统一的、不变的规划或治理策略。

回顾改革开放来的（城市）规划，总体呈现出三种基本过程和状态。

 

第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探索以特区、开发区等为主的、和之前计划型供给土地模式完全不同的新类型规划。虽然只在少数地区和城市实践，这一时期的变革有它“破土” 的重大意义。

 

第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为促进空间商品化的“空间确权”（基于土地的、不同空间层次的属性、种类、规模、使用强度、连接性等）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政策和空间操作，将计划经济时期划拨的土地、无商品属性的国有土地经由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一篮子工具，转换为可以流通的商品；同时因公共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商品化政策，生产出巨大城市市场。这是前所未有的城市空间大规模、快速增量生产的时期；城市规划服务于急速的增量建设。

 

第三是 21 世纪初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危机的应对规划。生产内部市场（内需）是应对危机的国家治理策略。需要一方面提升城市作为流动性载体的质量（区域和主要城市之间的高度连接、城市产业的“腾笼换鸟”、提升城市服务业、城市更新等；金融、高新科技等利润率高的企业成为改进流动性质量的主要载体；对于少数重点城市的制度性赋权再次成为可见的方式），另一方面促进和扩大流动性的空间范围（改进“不充分”发展的地区和城市、促进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等；城市规划转变为城乡规划、城市化转变为新型城镇化以及促进乡村振兴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规划，是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丰富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以问题为导向”，主动或被动服务于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社会与空间问题的结果，是国家与城市治理需要的结果。从城市规划到城乡规划到国土空间规划的变化，是这一发展逻辑的表征。

#2

认识和发现问题是治理有效的前提

四十多年间大规模空间商品化过程中，城市社会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增加的同时高度极化，地区之间出现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分异，自然生态环境加速受到破坏；在城市内部，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公共品供给质量与空间分布（往往形成高质量公共品的极化分布，导致远交通距离和时间耗费）的巨大影响，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持续焦虑感成为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处理当下紧急的 A 问题伴随着 B、C 等关键问题的产生，B、C 于是成为新时期需要紧急处理和应对的问题， 然而又在过程中伴生出新问题。在下一个阶段，大城市治理的主要策略不仅是如过去持续生产流动性，而是在加大流动性、改进流动性质量与处理流动性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之间作为动态平衡，永远处在不断加速变动之中处理涌现的各类问题，进而有可能出现“歧路亡羊”的状态。它一方面必须促进流动性，但越加大和改进流动性，它越陷入全球和区域的经济网络中，越陷入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 越受制于外部经济往来的各类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它穷于应付流动性的各种短时变化和要求，从这一点上讲，它不是治理流动性，而是服务和受制于流动性。加大流动性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在不同空间层级的极化（特别在区域、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具有优质制度、资源、金融、高新产业等的地区和城市在与其他落后地区和城市便捷和高速度连接过程中显现巨大的比较优势——高速联通和移动的结果在大概率上是大者赢、强者胜。和半个世纪前城市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等级的差异不一样（尽管也存在地区性差异），半个多世纪后的城市出现从经济基础、价值理念到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不同。或者说，借用涂尔干在分析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两个名词“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半个世纪前的城市之间更多是一种机械同构，半个多世纪后的城市是一种趋有机同构——它日渐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法则，形成城市在经济生态系统中处于不同层级的生态位。城市治理需要在经济竞争中勉力维持一个位置，以免于城市可能的衰落，却又需要或通过改进公共品供给和服务，抚平或减少社会不满；或 / 和通过强化监察和警察， 压制社会矛盾和不满。但它的问题在于庞大的科层制组织管理体系，越来越不容易高效处理快速变化的流动性带来的各类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或者， 用列斐伏尔更具感性和思辨的表述：“经济发展和产业化已经变成自我衍化（Self-legitimating），将它们自身作用在各个领域、地区、国家和大陆……人口的集中和生产方式集中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都市网络（Urban Fabric）四处延展、穿越它自身的边界，腐蚀着还仅剩的小农生活。“都市网络”这样的提法，不是狭隘地定义在城市的建成区，而是指城市对于乡村的全面支配。……它有着自身各种各样的密度（Density）、厚度（Thickness）和活动（Activity）。只有那些发展停滞或接近死亡的地区、那些要“回归自然”的地区才免遭影响。……随着产业化和城市化的全球进程占支配地位，数量众多的大城市爆炸性发展，出现令人怀疑的价值和现象：郊区、居住区、产业集群以及与已经城市化的城镇有些不同的卫星城。中小城市成为大都市的附属和半殖民地。”

亦即，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城市治理都不是空中楼阁和虚无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基于发生着的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甚至是危机， 是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状况）下产生的一揽子政策和实践工具。为处理问题， 治理往往需要一组工具的组合而不是单一工具（因此需要协同治理）。无论是之前的城市规划，还是当下的国土空间规划，都是众多治理工具中的一种；空间治理是整体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治理有效的前提是能够对不同空间层级的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发生机制有深刻认识，才可能提出处理或一定程度解决的针对性策略。也只有有效认识、应对和处理具体问题，也才能够体现某一类工具（包括空间规划）的价值，和在工具群中的作用。

#3

基于流动性规模、种类与速度共构差异的典型城市

在错综复杂、大小不一、相互作用、短时变化与长期存在的问题群中，流动性与确定性之间的辩证矛盾是城市治理的关键问题。流动性的规模、总类、速度与资本周转和利润（率）紧密相关。加速流动性即是加速资本周转，促进资本积累。这已经成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城市在高度竞争下生存的一种强制性法则。大卫·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是加速流动性的表征 。流动性是资本积累的内生性特性和需求，截断流动性就是截断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和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斯在20 世纪初用静态的观点来界定城市，用人口的数量、密度和异质性来定义城市（性） 不同，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来，流动性的规模、种类与速度的关联组合和差异状态定义了现代城市的不同类型。总体存在四种基于流动性差异的典型城市，其他城市类型处在四种典型城市之间（图 1）。

图1 流动性的规模、种类与速度的关联组合：定义现代城市的种类

第一类是小城市或小城镇（Type S），它的流动性规模、种类和速度远在平均值之下。这类城市多处于经济和地理的边缘区域，仍然带有一定的前工业城市状态；它的经济腹地规模小，与外部虽有连接但流动性的总量、总类少、速度慢。它的本地市场虽然仍然活跃，但随着流动性增加而严重萎缩，本地市场加速成为区域市场的一部分，进而引起城市内部“生产—消费”结构、进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它们在网络化时代面临严峻挑战，在高度的经济竞争中大概率走上衰败的可能。或者说，它们是大城市经济危机转移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的表述中是大城市的“附属”和“半殖民地”），大城市生产的各类商品（包括信息商品）的经济腹地、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空间——在和大城市、大企业的经贸协议中，它们几乎没有议价的空间和能力。它们面临多重转型的困境，在还没有经历较完整的现代化进程中被迫进入网络信息社会。地方人群间紧密的人情关联既是地方现代化启动的可能优势，也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成为大城市的经济腹地是它们必然的、没有选择的选择（否则就掉入持续的衰败中），城市的治理、治理的空间策略需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目的相向而行，要服务与这个基本目的（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喊出“先发展，后治理”的口号；这种口号代表的治理状态今天在中小城镇并不少见。经济发展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小城镇的高度焦虑）。它们是“新型城镇化”中指向的数量多、层级低的中小城市和镇。它们必须加大流动性的规模、种类和速度，这是竞争和生存的必须，却使自身进入加大流动性的困境之中：逐渐受制于外部的流动性，基于地方生产的独特性消失，城市、城镇的“质气”成为流动性规模、类型与速度关联组合后显现出来的状态。Type S 类型的城市众多， 其经济腹地规模小但数量庞大，或者也可以说，广大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是这类城市有限的经济腹地。

被选择的（还有大量不被选择的）小城市或小城镇（Type S）将进入和转变为全球或区域产业分工下的城市（Type D）。为了迎接和连接外来流动性，它的流动性规模和速度需要加大；它成为更大层级分工中的一个子项或子类，比如说“鞋城”“小五金城”“煤城”等（试图利用单项比较优势在与同等级的城市竞争中胜出，比如某些“淘宝乡镇”；其中最近较典型的是山东曹县，以汉服、棺材等专门加工为代表），某些生产性要素或加速流入或流出，生产的组织方式往往被迫按照外部要求移植和改变，产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动共构的各类矛盾和冲突成为城市治理的重点；空间治理核心的策略是安排新型产业所需的在地化、链条化的空间。同时，作为全球或区域分工的一个末端城市，它的流动性种类很可能萎缩（绝对萎缩或相对萎缩），社会生态的丰富层度受生产单一性影响而降低。一旦成为这类城市，外部流动性的萎缩或撤退将直接导致城镇的衰退。衰退的治理就成为城市治理和空间治理的主题。比较典型的如某些资源型城市（煤城、各种矿城、石油城等） 的衰败，某些特定产业城市由于产业的跨地区、跨大陆等的空间转移衰败。Type D 是 Type S 转型的专业分工版本，也是它现代化的一种路径。

在另外的一端，是大规模、多种类和多层级、高速度流动性关联构成的大城市或超大城市（Type G）。庞大人口数量、多样社会阶层、各种产业局部或完整形成链条、服务业发达、辖域空间巨大、多样交通方式混杂只是大城市流动性的表征。在大概率上超大城市是全球外向型经济，和 Type D 不同的是，它处在全球产业分工的较高等级，它的流动性在很大比重上是全球流动性在地方的转换和运动。它热烈、热切拥抱新技术、新应用、新款式、新风尚、新潮流、新名词……大规模、多种类、高速度的流动性生产出资本的高周转、高利润率和利润量，生产出占国民经济大比重的各类财税，进而成为城市中的“头牌”“国家城市”（如官方提出的“国家中心城市”）。它的风险在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动对其流动性状态的巨大影响。一种不很恰切的比喻是，Type S 的城市发展是“用更多自家产食材的小锅小火慢炖”，而 Type G 的超大城市发展是“超大量下外来物的大鼎猛火急攻”。大规模、高速流动性的停滞甚至截断是对超大城市的致命打击。国家治理重要的一端是扶持大城市的发展、赋权（放权）大城市（因此大城市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某些超级特权，成为一种“特区”——构成追问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关键性议题）、预防大城市的经济崩溃（如前述，通过汇率、财政、货币、税收等政策调节流动性，在中微观层面还包括土地指标供给、房地产政策等）。一定程度上，大城市经济的安全和繁荣就是国家经济的安全和繁荣；大城市普遍的经济衰退就是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国家治理重要的另外一端，是要为大城市在外部流动性受阻状况下，生产内部流动性的空间，进而 Type S 和 Type D（及其广泛而微小的腹地）就成为大城市流动性扩散、转移的空间——但由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知识与技术、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大城市流动性（特别是高等级类型和高速度）的转移和承接有其结构性困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能短时出成效。这可以是理解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角度：推进在规模、速度、种类共构的低流动性的中小城市、城镇的中高流动性化（在量与质方面），使其能够成为大城市流动性的“腹地”，以减少大城市在外部流动性严重受阻情况下可能的衰败。

与 Type S 和 Type D 小城市、城镇的外来流动性与本体更大程度上的两分状态、需要较长时间内化的过程不同，超大城市 Type G 的外来流动性与本体深度同化，它的流动性同时具有本体（内生）和外在的内化属性。或者说，大城市由于其流动性的大规模、高速度和多种类，既是外部（全球与区域）流动性在地方的转换和内化，同时又是全球与区域流动性的推动者。它既是系统构成的一部分， 同时又是推进系统变动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受制于系统，另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制和作用于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城市、超大城市治理具有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意义。也就是说，大城市的治理一方面要为连接外部流动性提供条件（在政策、空间和服务等方面；而这些条件强度却需要在前述的“城市—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结构中实践），同时由于总体庞大的流动性，城市（空间）治理的另一个重点是管制和调节治域内流动性的规模、种类和速度，使其与外部流动性可连接的同时防范、抵抗流动性不连续变化、内部流动性的紊乱对城市社会的冲击。

这立刻涉及城市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亦即治理的范畴问题。城市政府是只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维持公共安全、协调和处理群体矛盾冲突、制定地方的市场规则、划定用地属性与开发强度（对于部分政府而言这已经超越公共管理的职能） 等，其他则放任由市场自决；还是本身要介入市场、介入流动性的生产，成为市场主体的一部分？进而通过市场的运营作为“城市治理”的一种新型方式？历来有不同的争论。大卫·哈维曾经论断到，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不管是哪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城市，城市政府普遍从之前的管理型政府向经营型政府的转变是全球清晰可见的变化路径 。治理模式的转变是全球流动性变化的结果，也是被迫和强制的结果。如果不主动介入流动性的生产和管控，地方流动性将完全受外部流动性的支配，外部流动性的快速进入或撤出都对城市的发展造成深刻影响（包括地方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可能的动乱），如旱季和涝季对树木年轮形态的影响，进而需要抵抗这种难以控制的变化，否则地方城市的治理将失去相当治权。因此从这一角度，城市（空间）经营（City Marketing、City Branding）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它的困境在于，经由特许权发放的各层级政府的企业（如国有、市有、县有等）往往造成在地方某一领域的垄断（也可能低效率），进而形成流动性孤岛和对外部流动性的排斥，从总体上减少了流动性的种类、降低了流动性的速度（尽管其内部可能是速度不低的流动性），损害了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如何在复杂的、多垂直层级的、数量庞大的多部门横向并置的科层制体系中处理两者间平衡需要高度技巧的城市治理术，其中特别是处理与上一级政府、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治国与治大城之间不同目标、需求、方法等差异性形成的可能矛盾和冲突）。老子的《道德经》中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在大城市中促进外部流动性（开放）和调节内部流动性之间平衡，如何在科层制体系中处理与上、下层级间的关系（特别是与“上”之间的关系），大城市的治理同样是“若烹小鲜”。任何的变动都将引起城市治理内容、治理策略、治理权限等的变化。

还有一类城市，这里称之为理想型城市（Type I）。这类城市“中庸”地处理外来流动性与本体关系。它警惕流动性规模、种类和速度的两极化——过小直接形成“狭隘”和可能的偏执，太大太快容易形成一种“虚无”和压迫。它理解与外部连接的必要性（需要开放），但并不执迷和迷失其中，对连接保持有警惕和思辨， 拒绝成为流动性的附属和殖民地；它理解变化是必然，但对变化能否带来人类更大的幸福保有质疑，因此对调节变化的路径、速度、规模等不完全追随来自上层的要求或执行竞争者的普遍策略。它通过渐进性的变革而不是暴风骤雨似的革命来改进流动性的状态，它意识到人之作为人的尺度和速度的承受性，对于高速度的周转和日常生活的变化有一种评判和积极的抵抗。每一座城市都可能成为理想型城市，但理想型城市往往仍然只是理想。

#4

治理认同危机的困境

除了要在高度不确定性中促进或节制内外流动性，在“城市—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结构中、在城市竞争中争取获得更大的城市权限、争取来自上一级政府划拨的各种资源等，大城市还面临流动性带来的身份认同困境与危机，也是城市文化认同的危机。它们构成城市治理的基本和关键内容，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流动性的规模、种类和速度共同凝结成城市的“质气”，是一种新时期的城市身份认知（Conceived）和认同（Identity）。重要的是，城市之间流动性的规模、种类和速度共构的差异是一种基于“等级”而不是多样“属性”、内生属性的差异， 因此形成“千篇一律的多样性”。城市之间的差别在于某类流动性的有无、规模大小、效率差别、服务质量等；比如沃尔玛、家乐福、麦当劳、肯德基、7—11、罗森便利店、麦德龙、宜家、永辉超市、各类连锁店等在大小城市中的有无、多家还是只有一家分店，分店规模、服务按其内部制定的规范性差别，而不是地方日常物品、饮食的多元丰富态，内生于地方差异和特色食材、各家做法差异性的状态。小到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大到根据国际或地区生产分工的商品，都受制于流动性的规模、种类和速度共构的状态。发展过程中，城市间有等级（可通约的数值比较）而无属性差异（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同时也意味着城市旧有历史（多阶段的构成）和集体记忆快速断裂。它直接造成一种似乎既在各处安身的自由，却又无处安身（Nowhere）的高度焦虑，进而对大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如何身心同在，而不是身在而心（认同）四处游离，无所依托。日常生活中的淘宝、京东、美团、微信、支付宝、顺丰、菜鸟驿站、滴滴、高德属于每个城市，却又完全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Bilibili、喜马拉雅等娱乐视听平台、各种游戏端既属于每个城市（和乡村），却也完全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之间的差别在于这些网络公司的流量统计数值差异（规模、种类和速度构成的数值差异），成为一个数值“编号”、一个冷酷的“数字城市”而不再是鲜活之城、感性之城、生活之城。

一种十分普遍的、笨拙的应对和（空间）治理策略是或“精致”或“粗糙” 再现地方曾经的“辉煌”“荣耀”或者“特殊”历史，有意或者无意地裁剪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粗制滥造），拼贴历史；在缺乏基本历史意识和认知的情况下把现实需求套装上历史的外貌（比如前几年泛滥的“抗日神剧”是其中典型），把扭曲的历史作为商品的生产资料和寻求地方城市丧失文化认同的、医治焦虑的药方。对存有的历史遗物“高规格”的样本保护（但往往并不细心维护）、各类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汉唐、明清、半殖民地时期）“一条街”、建筑风格的粗糙复制是四处可见的状态。还有另外一种，是营销地方城市地理或社会过程的差异性，如重庆因山地形成建成环境的奇特（被呼之为“魔幻”）、成都的“休闲”等。它们是“千篇一律的多样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推广和销售的是城市的象征符号，却无能安抚认同的危机和焦虑。

#5

日常生活中“以人为中心”的空间治理策略

流动性加剧是不可逆转的全球性进程。抵抗的办法是在流动性的海洋中圈围孤岛，以抵挡流动性冲击。民族国家就是调节流动性（通过前述的如货币、税收以及网络信息控制等）的一个个孤岛边界。全球流动性向好时，民族国家软化边界，促进内外流动性的联通；当全球流动性衰退和出现危机时，民族国家硬化和收紧边界，将外部危机内部化，促进内部流动性的发展。不同城市的空间治理处在这样受冲击的、持续变动的过程中，各个阶段存在应对不同目标的差异治理策略， 不同流动性等级的城市存在着根本不同的问题，不存在一致的、可直接移植或复制的策略。

城市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类的聚居场所。作为全球、地区经济网络中的大、小节点，城市既难以拒绝或抵抗流动性的冲击，本身也是推动流动性的一个推手和发动机。接入全球、地区的流动性，既是希望也是一种可能的危险（不接入就是逐渐死亡的过程）。城市从加速资本积累中获得财富，或者在资本撤退时掉入衰败， 却在被流动性穿刺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曾经的文化认同，产生高度的意义焦虑。100 年前的人署名时还把故乡放在名字前面，今天故乡已经失去意义；签署名字时大多是某某公司、某某机构的人、某某委员会的委员等——细微的个体现象体现了整体的变化。

图2 促进有等级差异的公共空间（品）的均衡分布

但不论对于哪一个流动性层级的城市而言，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空间， 城市从根本上还是人存在的空间。城市空间治理的根本目标是为各种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更自在、更健康和美好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有着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的空间治理策略。它们的相同之处，是在波涛汹涌的流动性海洋中，在地方建构适合于人居的、在日常生活中建构“以人为中心” 的空间治理策略；在交通、休闲、教育、医疗、文化等各方面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 确实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增加城市居民的福祉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它是实质性的改进，具有双重作用，既促进流动性的在地化，同时又从根本上、具体上促进地方的认同（从生产层面而不是在符号象征领域）。卡斯特曾谈到，在国家层面“福利国家仍然是保卫政府合法性的最后支柱”A，在城市层面也是如此。就当下而言，上一个阶段形成的（在城市空间中）高度不均衡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不均衡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动力。在新的时期，城市空间治理的策略应促进有等级差异的公共品（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和均衡分布（图 2），生产城市内部公共品的规模、种类和提高使用效率——来辩证抵抗外来流动性的规模、种类和速度对于地方感的消解，来生产地方城市的确定性，既连接外来流动性又促进城市的认同。比如各种类型的高质量中小学、医院、博物馆、特别是公园（从大型公园到街角空间等）的均衡分布，对于城市日常生活的改善有重大的作用。又如上一个阶段对于自然山水的忽视或破坏，在新时期成为悔过和改正对象（空间治理的对象），使得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重新接近自然山水——波士顿的 BIG DIG 项目就是很好的一个反省后改正的案例。但应警惕的是，它应避免狭隘，不只是对过去和当下问题的修复，还是对未来有预判和想象。

比如《纽约 2050（OneNYC-2050）》规划提出的策略，要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各种挑战，通过有决心的行动面对气候危机、获得公平和更加民主，建设一个有活力和公平的城市。《纽约 2050（OneNYC-2050）》的远景中提出，想象现在出生的孩子，到 2050 年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纽约城：①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对煤或汽油的依赖；②纽约人出行不再依赖轿车；③居住在安全的、负担得起的房子和街区中；④到 2050 年纽约的经济实力为所有纽约人提供安全和机会；⑤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是每位纽约人的权利；⑥每位城里的孩子能够公平入学高质量的学校；⑦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和可靠；⑧纽约人积极参与充满活力的民主。A《纽约2050（OneNYC-2050）》中提出的 8 个目标并不宏大，是一些从人的、市民的角度出发考虑到的具体问题，却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旨在改进生活质量，生产市民的城市自豪感（City Pride）——这是集体认同的最高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 日常生活中的“以人为中心”的空间治理策略是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 是在新时期将关注点从之前的“物”转向“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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